1945年8月，远在美国纽约的胡适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特殊的电报。当时抗日战争已近尾声，胡适心中忧虑的却是另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国共内战，他对随侍的学生说：“此电若去，或可为中国免一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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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胡适在电报中恳切地劝说毛泽东：
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中共今日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毛泽东收到胡适的电报后，并没有回信，他一直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让他放弃武装力量，那是不可想象的。
时间很快来到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平津战役，北平成为一座孤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
南京方面，蒋介石派出“抢救”小组飞抵北平，力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不肯走，他说：“我不能丢下北大不管。”蒋介石又亲自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并派出专机飞北平，接他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
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也在争取胡适，北大教授邓广铭劝胡适不要走，并对他说：“听说共军围而不打，西山那边的共军广播说，只要你不走，北大不动，共军不会加害于你！”胡适听后却只是摇头。邓广铭劝得急时，胡适留下了3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此时北平西山的中共电台广播了毛泽东的话：“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担任北平图书馆馆长！”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给胡适的口信，胡适听后却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最终决定南下，他临走前给北大教授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晚上6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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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胡适离开大陆，去了美国，这位曾是新文化运动旗手的学者，最终选择了与国民党同进退。胡适曾对美国人说：“不论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1949年后，中共对胡适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49年1月2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正在纷纷议论。”“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这说明中共方面认为胡适已够“战犯”之格。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很多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1954年，一场针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全面展开。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提出要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以此为发端，并广泛开展起来。
这场批判运动声势浩大。1954年11月31日至12月8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8次扩大联席会议，从9个方面确定了“胡适思想”批判的具体规划，即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诸多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胡适把大陆的批判看做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对于毛泽东的诗词，胡适显得一点宽容、容忍都没有，但对毛泽东的白话文，他却是给予盛赞的。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胡先生告诉我：‘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写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学生毛泽东’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
胡适始终坚信议会道路和多党政治，毛泽东则坚持武装革命和阶级斗争。两种不同的政治理念，最终使这对曾经的师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历史证明超短线操作方法，这两种选择都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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