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2026年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选秀大会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来自中国台北篮球协会的宋昕澔在第一顺位被广州龙狮队选中配资行业网站，来自太原理工大学的曹芷豪在第二顺位被江苏队选中，来自厦门大学的郑博文在第三顺位被宁波队选中。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选秀大会显得比较“冷清”。本届选秀共有69名球员获得参选资格（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球员30人，体育类院校球员2人，海外大学球员2人，港澳台球员5人，个人自荐球员12人，其他18人），40个选秀顺位中仅有18人（其中11人为大学生球员）被选中，出现了22次弃权。这是CBA选秀自2019年以来弃权次数最多的一届。广东、辽宁、北京、上海等多家CBA豪门球队，全程未选任何球员，均放弃了选秀资格。
不过，与多支球队弃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男篮——这支上赛季常规赛0胜42负的球队，将自己的状元签交易给了广州龙狮队，换来了多个较低顺位的选秀权，最终4个签位全部使用，成为本届选秀收获最多的俱乐部。
一场原本承载着新人梦想的CBA选秀大会，为何变成了“弃权大会”呢？
据记者了解，此次CBA选秀弃权增多最直接的原因是可选之才比较稀缺。校园篮球、草根篮球与职业联赛的强度差距明显，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和民间赛事的对抗程度、战术复杂度远低于CBA，导致多数大学生球员在体能储备、防守意识等硬核指标上难以达标。
不少俱乐部认为，除了宋昕澔、曹芷豪、郑博文外，参加今年选秀大会的球员中，能够立刻为球队提供即战力的屈指可数。选秀名单中多数球员的战术素养、身体对抗、防守习惯与CBA职业要求存在明显的断层。当心仪球员被其他球队截走后，后顺位球队不愿“为选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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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CBA选秀的“倒摘牌”制度让实力较强的球队选择意愿较低。据记者了解，CBA选秀大会自2015年设立起就沿用“倒摘牌”制度——前三顺位由抽签决定归属，剩余顺位严格按上赛季常规赛排名倒序排列，即联赛成绩越好选秀位次越靠后。这一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平衡球队的实力，让实力弱的球队拥有翻身的筹码。然而，对强队而言，20顺位往后基本只能寄希望于“捡漏”。在高顺位人才稀缺的情况下，靠后签位的性价比更低。
作为上赛季CBA总冠军，上海男篮在此次选秀大会的每一轮都是最后一个选人。这意味着当轮到他们选择时，那些好球员早已被其他球队挑走。辽宁、北京、青岛等强队同样选择弃权，也是基于这一现实考量下的理性选择。
再者，自身青训体系健全的俱乐部通过选秀大会选择球员的积极性不高，因为他们拥有“不用选”的底气。以上海男篮为例，他们已从U13到U21搭建完整梯队，后备人才储备丰富。从2020年拿下U19冠军、打破20年青年“冠军荒”开始，上海男篮的青年队每年步入一个新台阶——2022年摘得U19桂冠，2023年首获U15基地赛冠军暨U21青年锦标赛冠军，2024年收获U15、U17两冠，2025年直接包揽U15、U17、U19全国青年联赛三冠……上赛季上海男篮注册的19名国内球员中，25岁以下14人，其中13人出自俱乐部青训系统。
俱乐部自身梯队球员从小培养，既适配战术又熟悉体系，还具有更强可塑性。相比之下，选秀池里的大学生球员不仅年龄偏大，而且培养路径和成本都更加不确定。对于青训体系成熟的强队来说，年轻队员升一队的名额尚且竞争激烈，除非有特定人选，否则眼下基本不需要通过选秀大会来选人。
据统计，CBA选秀12年以来，累计共有210名球员被选中，其中大学生球员总数达到114人，大学生球员已成为职业球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不过，近年来逐渐遇冷的选秀大会和此次大规模的弃选，仍暴露出中国篮球人才培养体系的深层次矛盾。
比如目前从校园走出的球员，普遍被认为在对抗和战术理解上与职业联赛存在差距，从校园到职业联赛的通道并未真正打通，“选秀”与“青训”这两条赛道各行其是，尚未形成合力。另一方面，现行的CBA选秀规则、薪资规定及球员流动政策，并不完全适应当下的联赛发展，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
看到本届选秀大会如此惨淡的场景，不少球迷纷纷发问：CBA还有必要举办选秀吗？
记者了解到，美国的校园篮球是其联赛各俱乐部球员最主要的来源渠道，而目前中国的校园篮球仅是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的补充。业内人士认为，要想让选秀大会不再冷清，参加CBA选秀的球员需要正视差距，在校园阶段就对标职业化标准进行训练，缩小与职业比赛的强度差距。
对于正处于低谷期的中国篮球而言配资行业网站，亟待完善校园篮球与职业联赛的衔接机制，打通从大学到职业联赛的上升通道，为更多有潜力的球员提供实现职业梦想的机会。（记者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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